切尔诺贝利惨剧,对中国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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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惨剧,对中国的冲击

 筹建中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度变得情况非常地复杂。

爆炸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今乌克兰北部地区)的一个反应堆爆炸,核泄漏造成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被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核辐射。这是至今为止,人类在和平利用核能过程中,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次事故。事故对30年前刚刚起步发展核电的中国,也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

安全冲击:中国多数地区受到轻微核污染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对发生原因、影响,以及救灾、善后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报道。1986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用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西拉耶夫的话法,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主要危险已经过去”;同时发表公告,“苏联西部边境地区的放射性情况正常,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的放射强度没有变化”。①但此前监测发现,东亚地区的放射性底本增高,雨水中也含有放射性裂变物质。

核工业部安全防护卫生局编的两本资料集中,收录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后,各地的环境监测报告。科研人员对空气、沉降灰、雨水、水库水、植物、土壤,以及国外航线上的尘埃样品分析后认为,“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放出的放射性物质随高空气流,于5月2日前输运扩散到北京地区上空……其他监测点所在地区也先后受到影响”“此事故对我国西、北部影响较大,南方影响较小”,所幸“这次事故对北京地区公众所产生的有效剂量负担小于我国规定标准的千分之一,因此其影响是轻微的,对人体健康不会产生危害”。②

至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将以上情况告知公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产生的一部分放射性烟云进入高空平流层,并于4月末至5月初飘至我国上空。各地环境监测分析表明,苏联核电站的放射性释放事故,对我国大气环境和整个国土影响轻微,对公众健康不会造成影响。”③

1986年5月3日,穿着防护服的消防队员正在清洗一辆在东德边境的西德汽车,这辆车在波兰被沾上放射性尘埃1986年5月3日,穿着防护服的消防队员正在清洗一辆在东德边境的西德汽车,这辆车在波兰被沾上放射性尘埃

舆论冲击:媒体很关注苏联如何兑现其新闻报道“公开化”的口号

1986年2月,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要求在未来的新闻报道中实行“公开化”原则。中国方面非常关注,在这一新政策下,苏联政府如何报道切尔诺贝利事件。此前的1957年、1974年、1983年,苏联三次发生核事故,“不但自己从未报道,而且对西方所说的一切都一概不予承认”,以至塔斯社声称,“苏联核电站发生事故,切尔诺贝利是第一次”。④对于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政府也是在无法隐瞒后,才逐步披露。

中国媒体有文章评论,“苏联报刊舆论多年来一贯报喜不报忧。这次事故也是在国外先有强烈反应、国内已引起严重后果之后才公布的……这说明27大通过的‘公开化’方针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对比过去苏联对核事故的消息封锁,这次能较多地公布核电站事故情况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同时有人发现,“《真理报》还刊登了灾民写来的批评信。对一贯强调保密的苏联来说……可说是苏联新闻报道上的一大突破”。⑤

戈尔巴乔夫对于这个“突破”十分自豪。他在回忆录中说,政治局多次讨论了事故,认为“对这次事故,需要做充分和客观的报道……没有任何利益迫使我们隐瞒真相。”⑥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向公众通告了伤亡以及救灾情况。他在讲话中,还指责美国“掀起了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这些天来,他们说的和写的只有‘几千人死亡’,‘死亡者公墓’、‘空无人烟的基辅’,以及‘乌克兰全部土地被污染’等等。”⑦按照戈尔巴乔夫所说,当时因核辐射入院者仅299人,只有7人死亡。最终,苏联对切尔诺贝利的宣传,还是走上了“坏事变好事”的旧套路,用葛罗米柯的话说,就是:“切尔诺贝利曾是我们的共同痛苦,可是它现在已经成了苏联人战胜灾害的象征。”

1986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公开切尔诺贝利事件真相1986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公开切尔诺贝利事件真相

政治冲击:筹建中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度变得情况非常地复杂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中国正在筹建大亚湾核电站。这个核电站采用压水堆堆型,完全不同于切尔诺贝利的石墨堆,但距离香港仅约50公里,香港市民曾表示激烈反对。1986年4月30日,一家港媒在社论中直言,“大亚湾的安全保证之声,昔日不绝于耳,自此(指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却很像寒蝉噤声。”民意测验显示,70%的香港人反对在大亚湾建核电站,后来的请愿书上,有100多万人(当时全香港有570万人)签名反对。⑧

不过,中国政府对建设核电站的态度十分坚决。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访欧期间进行的4次记者招待会上,被3次问到有关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其中两次由主管电力的副总理李鹏代答。在巴黎,胡耀邦则亲自表示,“苏联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动。所以香港人民对大亚湾核电站有这样那样的不放心,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核电方面,一定要发展一点,这是大前提……在核电安全方面,我们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几次讨论过,要重视,要非常负责地搞好安全措施。”⑨清晰表明中央将继续大亚湾核电站计划。

在当时,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反对之声,已脱离了关于安全问题的理性讨论,而掺杂进了非常多的政治因素。在李鹏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中央平息香港反核运动的过程。如1986年7月10日,李鹏在日记中写道,“小平同志说,中央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并在之后几天制定了应对策略,包括由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发表有关核电的正面报道,面向香港民众举办科普展览,接待香港赴京请愿团等。8月10日,李鹏日记又写道,“小平同志说过,不能一反就让,要坚持,合同不能撤销。既然小平同志已下决心,就不再变。”⑩

除香港外,台湾地区的舆论也一度对大亚湾核电站不利。不过,“6月9日蒋经国有指示,……台湾方面不要参与,因为台湾核电占的比重也不小,也有反核势力,怕引火烧身。”1986年9月,中国政府排除政治干扰,同法国、英国公司签署合同,启动了大亚湾核电站建设。1994年5月,大亚湾核电站成为中国第一座商用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全景大亚湾核电站全景

注释

①③《人民日报》1968年5月12日、5月22日;②刘新华(执笔):《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我国一些地区影响的监测》,核工业部安全防护卫生局编《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资料选编(第1集)》,1986年8月,第35页;④青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苏联“公开化” 方针的一次严峻考验》,《国际展望》1986年第5期;⑤韦政强:《苏联新闻报道的新变化》,《中国记者》1986年第12期;⑥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⑦《戈尔巴乔夫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表电视讲话》,《参考资料》1986年第第21930期;⑧(法)托雷斯:《同舟共济:法国电力集团在中国的历程1983-2011》,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3年,第53、54页;⑨《胡耀邦总书记在西欧的四次记者招待会》,《新华月报》1986年第8期;⑩《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19—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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